新闻动态
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苏轼于景祐三年(1036)出生于四川眉山，父亲苏洵早年游历四方，他是由其母程氏抚养。
其母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汉书》中范滂的故事，以古代名士的事迹勉励他砥砺名节。
苏父游历归来便引导苏轼苏辙二人广泛地阅读学习，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苏轼在科举考试和制科考试中一举获胜。《沁园春·孤馆灯青》其中有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展开剩余93%苏轼少年负才，豪情壮志，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
苏轼在《进策·策略三》中云：“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苏轼的政治操守
可见，他对当时的国家治理已有自己的看法，并有大展宏图、为国分忧的意愿。
苏轼早年受儒家和佛教积极用世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庄老立身处世的达观思想影响，
苏轼将自己所学的儒家淑世思想和道家的处世思想融汇到自己的人格修养中。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苏轼的思想境界也不断提升，
这对他以后坎坷动荡的一生裨益匪浅。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苏轼思想的突围，
最终形成了进退有度、超然自适的生命范式。
苏轼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为官从政的初心便是以民为本、与民同乐，
这也是他一生光辉人格的生动写照。
苏轼仕途蹭蹬，多次贬谪，但是苏轼始终坚持其正道直行、淡泊名利、心系百姓的政治操守。
苏轼天真淳朴、守正不阿，他的政治心态有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但是他的政治操守始终未变。
林语堂称苏轼“是坚持自己政见的人”对于当时朝堂上新党的变更法度，
苏轼认为太过扰民，不赞成新党的一些政策。
后来，旧党改革，尽废新法，苏轼也不赞成，他看到了新法有可取之处的一面，也看到旧党改革全盘否定的弊端。
所以苏轼一直在新旧党争的夹缝中顽强成长。
即使身处逆境，苏轼仍然会对于自己不满的政治问题，亢言直论，
所写诗文也不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态度，这便引起了政敌的注意，从而致使苏轼陷入牢狱之灾。
苏轼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并没有改变其政治节操，
在其坎坷的从政生涯中，一直秉承着高尚的政治操守。
正道直行
宋代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社会经济极其繁荣与政权内忧外患的冲突下成长起来的封建王朝。
尽管从军事能力和势力范围来看，宋代是一个相对孱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发展和科学创新来看，
宋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最繁荣的时代。
据记载，宋代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城市人口众多，远超前朝。
《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人口的频繁流动，加快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宋代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内政求稳时期，但其周边常常受到强劲挤压，
战略格局与应对政策也存在诸多问题，其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历代改革变法者往往希望吹糠见米，在政治上争取到当权者的信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牺牲百姓的利益。
但这种急功近利、危国害民的做法往往后患无穷，这也是大部分的变法不彻底而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仁政爱民学术思想，求明君贤臣以实施仁政，是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为了涤荡北宋王朝的积弊，苏轼积极地谏言上策，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一再地公开对新法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病进行抨击。
苏轼的行为遭到变法派的反对，陷入政坛风波而被迫外调。
元祐更换，执政者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又重回到朝政身居要职，但是由于有外任的经历，
苏轼也看到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一些合理之处，是有利于民的。
所以当司马光进行改革时，苏轼又一次站出来指责改革不能尽废新法，
与司马光及其党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得“光忿然”。
王安石在元丰初年(1078)对当时朝政党争的境况有明确的判断。
言：“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
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不论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司马光改革，苏轼都是辩证地看待其是否有利于民。陆游曾说：
“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
从苏轼不同的政治境遇下所写的诗词文赋着眼，
可以看出，苏轼在新旧党争的夹缝之中始终坚持己见，正道直行，
他坚持着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受到不同政见者的迫害。
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贬谪流放，在困顿的境遇中，
苏轼始终恪守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从不以个人的进退得失为怀。
淡泊名利
苏轼年少成名，宋仁宗曾说他与苏辙二人均是宰相之才，一时风光无限。
苏轼是典型的追求精神独立的文人士大夫，并不太在意官职权力和外在物质的获得。
苏轼生性洒脱，说话潇洒自如，因此，他很容易得罪一些宵小之辈。
自从他当官那天起，就不断被人打击折磨。
苏轼一生都在贬谪之中，苏轼在谪居途中，祸福荣辱、得失之间，体验如此巨大之反差并咀嚼人生种种之况味后，
顿悟出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之真理。
在当时社会政治的纷扰争斗之中，苏轼仍然能够在日常实际生活中持续探索个体生命之意义，人生之底蕴，
这也正是他淡泊名利的政治操守之体现所在。
苏轼在外调赴任的途中，曾三次经过扬州。
其间历经十余年，而在这十年中，仕途困蹇、颠沛流离，官场的坎坷让苏轼尝遍了人间的冷暖。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在扬州拜谒欧阳修，未曾料想此次短暂的聚会竟成永诀。
为怀念其恩师北宋文坛的执牛耳者欧阳修作《西江月·平山堂》，再次重游故地，
“瞻万物而思纷”然而“物色之动，心亦摇荡”,苏轼心中自然生发万千感慨。
人生既然不过虚幻，在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与人生挫折时，
惟有看破得失，看淡功名利禄，才能具有超然物外的至高境界。又如《东栏梨花》云：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苏轼从梨花开落、柳絮飘飞的自然节气更迭中慨叹时间的流逝、人生的短促。
同时，雪白似的梨花也寄予了苏轼廉洁坦荡、高洁的政治操守。
在世俗的世界里，苏轼真正做到了守正自清。
苏轼为挚友钱穆父送别所作《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对友人高风亮节的赞赏，
也是苏轼自我寻求的一种心灵归依。
古井与秋竹投射了其心力与情感，是苏轼建构的一个短暂的可以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苏轼认为人生之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豁达无畏地向前走。
苏轼的政治仕途坎坷，但是他始终都能以道自守，保持着耿介的风节。
久处逆境，依然能保持达观的态度，表明了苏轼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
心系百姓
苏轼一生贯彻以民为本、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这是他为官之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苏轼从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终身躬行爱民、为民的政治主张。
苏轼的童年时期在四川眉山的老家度过，
幼年时期的苏轼与底层劳动人民有着较为深入的接触，对农民有着油然而生的亲切感。
入仕后，苏轼在政治上坚持己见，屡遭贬谪，让苏轼有了更进一步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
苏轼的贬谪之旅踏遍了当时北宋的大半疆域，
使他更深入地了解人民的日常生活，更全面地了解百姓的真正需求。
苏轼在贬所买地开荒、亲自躬耕，但收成甚少，食不果腹，深刻地体会到百姓生活的不易，更加同情百姓的生活。
这些贬谪经历促使苏轼能一直鞭挞时弊，做到真正的为民请命，积极地为百姓谋利造福。
苏轼一生多数在地方任职，有的长达几年，有的短仅数月。
苏轼心系百姓，在他从政生涯中，没有远离百姓，而是真正地走近百姓，
了解民生积弊，身先士卒为百姓解忧。
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为解决百姓的饮水问题，疏通六井，
曾写《钱塘六井记》记叙六井的历史由来和整治疏通的过程，并告知当地百姓久远废弃的事物依然有利用的价值。
苏轼为改善西湖周边的水利，清理西湖，在西湖建设堤坝，
后世称为“苏堤”，为后世之人留下了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由杭州移知密州时，苏轼曾亲自带领军民抗击蝗灾，
一方面上书朝廷寻求自上而下的政策救助，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自救。
苏轼忧民所忧，在此期间的文学创作都受到了实际生活的创作启发。
如《次韵章传道喜雨》《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等作品，很自然地流露了对自然节气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怀。
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大河决堤，洪水泛滥，淹没房屋无数。
苏轼扎根灾区，和官兵百姓们一起抗洪抢险。
洪涝之后又逢春旱，苏轼便前往徐州城外祈雨、谢雨，以此来为民解忧。在此时期创作了《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词，
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农村的生活面貌，对百姓生活的苦痛，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苏轼在颍州任职虽时仅半年，积极推广利民政策，修清坡塘、开清沟渠、引汝水、溉民田。
为保护颍州百姓利益，使其免受水患之害和劳役之苦，
苏轼毅然决然地向朝廷上书《申省论八丈沟厉害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
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据理力争，只为安百姓之心。
苏轼在颍州知州期间留下了不凡的政绩，为颍州百姓所爱戴和尊敬。
结语
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人生坠入低谷。
生活窘迫的苏轼哪怕自己缺衣少食，也仍然出资帮助欠收的老农走出困境，
给落后的当地百姓修建学堂，创办书院、教授文化。
苏轼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为官从政中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一直秉持着心系百姓、情系民生的政治操守。
正因如此，苏轼的民本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借鉴价值。
发布于：天津市